这诸多新见中或把“孚”字释为俘获的“俘”或释为惩罚的“罚”；

这诸多新见中，或把“孚”字释为俘获的“俘”，或释为惩罚的“罚”；有人又解释为“卦兆”、“征兆”或占筮的“征验”之类，遂逐渐向殷商甲骨卜辞靠拢；到近年，便更多地集中指向于释为“保”、“抱”、“覆”、“辅”等意思，指上天、神灵对人的辅助、庇佑，直接与甲骨卜辞中大量出现的“有又（佑）”、“有保”等用语等同起来。这些意见，多从文字学角度着眼，较少顾及《易经》作为西周朝廷筮书，必然充分反映官方统治思想这一特点，所以虽然在字形、音理上有一定依据，有其参考价值，但实际上，因未能结合周朝社会状况以及文本整体内容去考察，所以得出来的结论，往往顾此而失彼，偏离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在西周历史大环境中，总显得扦格难通。

因此，必须拨乱反正，还“孚”字本来面目，以揭示中华民族渊源久远的重德传统，彰显华夏德性之光。

（一）“孚”字当释为“信（诚信）”

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并博采甲骨卜辞与六经文献等上古资料，从多方面详加分析，且特别指出：“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其说颇有道理。因为商人在东，周人居西，虽长期有宗主、附庸关系，但本属发展状况不同的部族，所以商、周易代不纯是一般改朝换代的政权更迭，而更多的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殷周制度论》）的一场牵连甚广的革命，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商人笃信鬼神，并视皇天上帝为自己的宗族神灵，故一意仰仗上帝的护荫庇佑 [] ，甲骨卜辞中祈盼“受又（佑）”、“受有又（佑）”、“有保”等词句比比皆是，人处于相对倚赖的、被动的位置。但周人不同，他们不再单纯希冀上天赐福，而更多地反求诸己，强调人的品德修养，以明德立信、“敬德保民”去顺天行事，自求多福，相对淡化了神权色彩，人处于较积极、主动的地位。因为从武王伐纣、“小邦周”征服“大国殷”的过程中，他们认定：天命靡常，唯德是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只有有德之人，才会获得上天的眷顾、垂佑，而殷商就是因为“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的。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这种天命观，是“文武受命”灭商兴周合理合法性的主要精神依据，因此被作为周人的官方思想不断宣扬，并由此对泱泱中华数千年之历史文化造成了深刻影响。

比如《诗经·大雅·荡》便强调天命不可恃，并历数商人种种恶德劣政，指出由于其多行不义，弄至天怒人怨，终至自取灭亡。末段振聋发聩，掷地有声，至今仍不减其智慧光彩：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译文：“文王说，嘿嘿你们殷商！古人有句话：‘树木倒下连根拔，并非枝叶有毛病，而是根本先朽坏。’你们殷人的前车之鉴并不远，就在夏桀那时代！”） [2]

“大树倾倒，非缘枝叶之故，而是由于根本朽坏。”这个“根本”，便是诗中反复强调的“德”。而殷商之失国，正在于其由上而下，由君主至整个统治集团的缺德、失德、败德！（在《尚书》、《诗经》、《左传》等典籍中尚有不少类似的言论可供参证。）而“德”之中，是否具有诚信（因而值得信赖，获得拥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标准──对社会上层人士而言尤其如此。这些，对后来形成的儒家学派影响至巨，故“吾从周”的孔子才会提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的著名教诫。《大学》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与国人交止于信。……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