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曾氏的孙女嫁给李鸿章的侄子两家结为儿女亲家真正的联为一气

后来，曾氏的孙女嫁给李鸿章的侄子，两家结为儿女亲家，真正的联为一气了。

这里再附带说一件有趣的事。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去世后，其母一直跟着长子瀚章住。瀚章这时署理湖督，李老太太随着儿子媳妇搬进督署后院，到了同治七年东捻平后，李鸿章正式做湖督，李瀚章改浙抚，他的眷属都得跟着走。但李老太太喜欢武昌，不愿走。她是可以不走的，因为继任的是她的次子。她于是继续住下，直到光绪八年死在督署后院。这中间湖督一职虽有过几次更换，但换来换去不是李家老大便是李家老二，老太太端居督署后院纹丝不动十五六年。这在有清一代的官场史上，可谓独一无二。李老太太又享高寿，一直活到八十多岁才辞世，故被人们称之为近代中国最有福气的一位女性。

致沅弟（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

澄弟之孙元五殇亡，忧系之至。家中人口不甚兴旺，而后辈读书全未寻着门路，岂吾兄弟位高名大，遂将福分占尽耶？

接吴竹庄信，捻似尚未入皖境。闻巴河、武穴焚掠一空，鄂饷日绌，军事久不得手，弟之名望必且日损，深以为虑。

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弟信云英气为之一沮，若兄则不特气沮而已，直觉无处不疚心，无日不惧祸也。

◎评点：乱世处大位乃人生之大不幸

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多子为福。曾氏的父亲有五个儿子，当是有福之人。到了曾氏兄弟这一辈，没有一个赶得上父亲的：曾氏两个儿子，国潢三个儿子，国华一个儿子，国荃两个儿子，国葆无子。五兄弟加起来不过八个儿子。至于孙辈，眼下还只见四个，却又殇了一个。中国的旧观念里还有一说，即一代有一代的福分，这个福分的大小，是由上天安排的。若上一代的福分过大，超过了定额，则下一辈的福分就要相应减小。故而面对下辈人丁不旺的局面，他怀疑是否他和老九的福分过大了。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不过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这种观念对于遏制非分与贪婪，多多少少地起过一点作用。

读“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的话，很容易令人想起建安时代的诗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送应氏》）“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自从咸丰初年以来，河南、安徽、江苏一带便陷于战火之中，十余年来几乎无日不战。战争的结果，古时和今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都只能是田野萧条，民不聊生。生此乱世，百姓的命固然不如蝼蚁，但处高位者却无力制止战争，尤其是带兵者，还得制造和加剧这种惨象。稍有点良心的人，都会于心不安的。曾氏的“疚心”和“惧祸”应不是故作姿态。

谕纪泽（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字谕纪泽儿：

二月十六日接正月初十禀，二十一日又接二十六日信。得知是日生女，大小平安，至以为慰。儿女早迟有定，能常生女即是可生男之征，尔夫妇不必郁郁也。李宫保于甲子年生子已四十二矣。惟元五殇亡，余却深为廑系。家中人口总不甚旺，而后辈读书天分平常，又无良师善讲者教之，亦以为虑。

科一作文数次，脉理全不明白，字句亦欠清顺。欲令其归应秋闱，则恐文理纰缪，为监临以下各官所笑；欲不令其下场，又恐阻其少年进取之志。拟带至金陵，于三月初八、四月初八学乡场之例，令其于九日内各作三场十四艺，果能完卷无笑话，五月再遣归应秋试。科一生长富贵，但闻谀颂之言，不闻督责鄙笑之话，故文理浅陋而不自知。又处境太顺，无困横激发之时，本难期其长进。惟其眉宇大有清气，志趣亦不庸鄙，将来或终有成就。余二十岁在衡阳从汪师读书，二十一岁在家中教澄、温二弟，其时之文与科一目下之文相似，亦系脉不清而调不圆。厥后癸巳、甲午间，余年二十三四聪明始小开，至留馆以后年三十一二岁聪明始大开。科一或禀父体，似余之聪明晚开亦未可知。拟访一良师朝夕与之讲《四书》、经书、八股，不知果能聘请否？若能聘得，则科一与叶亭及今为之未迟也。

余以十六日自徐州起行，二十二日至清江，二十三日过水闸，到金陵后仍住姚宅行台。此间绅民望余回任甚为真切，御史阿凌阿至列之弹章，谓余不肯回任为骄妄，只好姑且做去，祸福听之而已。澄叔正月十三、二十八之信已到，暂未作复，此信送澄叔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