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屋建祠堂这件事，沅弟说外头的风言风语，他自己担了。我却认为外头的风言风语并不可怕，但动乱年月常有兵火之灾，不可不考虑。譬如江西一带近年以来，凡是有钱人家的大房子，没有不被烧的，真是前车之鉴啊。我们家乡偏僻简陋，人们眼界浅，没见过大世面，稍微建造点东西，已经骇人听闻；如果建得太宏伟华丽了，消息肯定一下子就传得很远。万一不幸被认作是地方上首屈一指的建筑，那么在动乱年代，恐怕是很难幸免于难的。希望弟弟你再三斟酌，在丰俭之间，取一个合适的度来建造。改葬先人这件事，要把求富求贵的念头消除干净，只求免受大水淹、白蚁蛀，以安先人的亡灵；只求不犯凶煞，可以让子孙后代安宁就好。如果存有一丝一毫的求富求贵的念头，那一定会被造物主和鬼神所忌刻。就我的所见所闻，凡是已经兴旺发达的家庭，没有一家是因为改葬寻得好地的。沅弟主持这件事，希望务必要把这个主意拿稳当，把定不动摇。千万千万。

纪泽姻事，以古礼言之，则大祥后可以成婚（再期为大祥）；以吾乡旧俗言之，则除灵道场后可以成婚]。吾因近日贼势尚旺，时事难测，颇有早办之意。纪泽前两禀请心壶抄奏折，尽可行之，吾每月送修金二两。应抄之奏，不知家中有底稿否？抄一篇，可寄目录来一查，注明月日。纪泽之字，较之七年二三月间，远不能逮。大约握笔宜高，能握至管顶者为上，握至管顶之下寸许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许者亦尚可习。若握近毫根，则虽为写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断不能写好字。吾验之于己身，验之于朋友，皆历历可征。纪泽以后宜握管略高，纵低亦须隔毫根寸余，又须用油纸摹帖，较之临帖胜十倍。

沅弟之字不可抛荒，如温弟哀辞、墓志及王考妣、考妣神道碑之类，余作就后，均须沅弟认真书写。《宾兴堂记》首段未惬，待日内改就，亦须沅弟写之。沅弟虽忧危忙乱之中，不可废习字工夫。亲戚中虽有漱六、云仙善书，余因家中碑版，不拟倩外人书也。

]除灵：旧俗人死既葬，于除丧之日，延僧道追荐后，撤除灵座，烧化灵牌，以示服丧期满，谓之“除灵”。

心壶：钱仪吉（1783—1850），字蔼人，号衎石，又号新梧、心壶，浙江嘉兴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户部主事，升刑科给事中。累迁至工科给事中，罢归，遂绝意仕进，于道光年间游广东，主讲粤东学海堂。晚年客居河南开封，主讲河南大梁书院凡数十年。钱仪吉博通群籍，工文章，治经讲求故训，读史长地理，尤精史学，编著《碑传集》《三国晋南北朝会要》、《补晋书兵志》等书，均有益于后学。其文集《衎石斋记事稿》正稿10卷，续稿10卷，亦多记名人行谊。钱仪吉之侄钱应溥为曾国藩幕僚。

逮：及，达到。

可征：可以应验。

未惬：不合心意。

漱六：袁芳瑛（1814—1859），字挹群、号伯刍，一号漱六。湖南湘潭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实录馆协修纂修官，擢陕西道监察御史，咸丰四年（1854）官至苏州知府，七年（1857）迁任松江知府。咸丰九年卒于任上，赠正二品资政大夫。云仙：郭嵩焘（1818—1891），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咸丰四年（1854）至六年（1856）佐曾国藩幕。咸丰八年（1858）入值上书房。同治元年（1862）任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同治二年（1863）任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光绪元年（1875）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门，旋即出任驻英公使，光绪四年（1878）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

倩：请，求。

纪泽的婚事，按古礼来说，大祥（再期为大祥）以后是可以成亲的。按我们乡里的老风俗来说，办完除灵道场以后是可以成婚的。我因近日以来贼人势力还很强大，形势难以预测，很有早点儿办事的想法。纪泽前两封信说请心壶抄奏折，尽管去做就好，我每月赠送心壶薪银二两。应抄的奏折，不知道家里都有底稿么？抄一篇，可以寄一篇目录来查，注明年月日。纪泽的字，比起咸丰七年二三月间写的，远不能及。写字大约握笔宜高，能握到管顶为最好；握到管顶之下寸把的地方，次之；握到毫以上寸把的地方，也还可以学写字；如果握在近毫根的地方，那么就算短时间内能写好字，不久也会退步，而且绝对不能把字写好。我拿自己习字的经验来验证，拿朋友习字的经验来验证，都一一可以证明。纪泽以后写字，握笔要尽量高一些，就算低的话，也要离毫根有寸把多才行。另外，要用油纸摹帖，和临帖相比，要强十倍。

沅弟的字，不可荒废了。温弟的哀辞和墓志，以及祖父母、父母大人的神道碑之类，我写好文章之后，都要沅弟认真书写。《宾兴堂记》的第一段我还不满意，等近日改好之后，也要沅弟你亲笔书写。沅弟即使身处忧危忙乱之际，也不能荒废了写字的功夫。亲戚里虽然有袁漱六、郭云仙擅长书法。但我因为这是家里的碑文版子，不准备请外人来写。

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

澄侯四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