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曾氏的孙女嫁给李鸿章的侄子，两家结为儿女亲家，真正的联为一气了。

这里再附带说一件有趣的事。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去世后，其母一直跟着长子瀚章住。瀚章这时署理湖督，李老太太随着儿子媳妇搬进督署后院，到了同治七年东捻平后，李鸿章正式做湖督，李瀚章改浙抚，他的眷属都得跟着走。但李老太太喜欢武昌，不愿走。她是可以不走的，因为继任的是她的次子。她于是继续住下，直到光绪八年死在督署后院。这中间湖督一职虽有过几次更换，但换来换去不是李家老大便是李家老二，老太太端居督署后院纹丝不动十五六年。这在有清一代的官场史上，可谓独一无二。李老太太又享高寿，一直活到八十多岁才辞世，故被人们称之为近代中国最有福气的一位女性。

致沅弟（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

澄弟之孙元五殇亡，忧系之至。家中人口不甚兴旺，而后辈读书全未寻着门路，岂吾兄弟位高名大，遂将福分占尽耶？

接吴竹庄信，捻似尚未入皖境。闻巴河、武穴焚掠一空，鄂饷日绌，军事久不得手，弟之名望必且日损，深以为虑。

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弟信云英气为之一沮，若兄则不特气沮而已，直觉无处不疚心，无日不惧祸也。

◎评点：乱世处大位乃人生之大不幸

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多子为福。曾氏的父亲有五个儿子，当是有福之人。到了曾氏兄弟这一辈，没有一个赶得上父亲的：曾氏两个儿子，国潢三个儿子，国华一个儿子，国荃两个儿子，国葆无子。五兄弟加起来不过八个儿子。至于孙辈，眼下还只见四个，却又殇了一个。中国的旧观念里还有一说，即一代有一代的福分，这个福分的大小，是由上天安排的。若上一代的福分过大，超过了定额，则下一辈的福分就要相应减小。故而面对下辈人丁不旺的局面，他怀疑是否他和老九的福分过大了。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不过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这种观念对于遏制非分与贪婪，多多少少地起过一点作用。

读“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的话，很容易令人想起建安时代的诗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送应氏》）“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自从咸丰初年以来，河南、安徽、江苏一带便陷于战火之中，十余年来几乎无日不战。战争的结果，古时和今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都只能是田野萧条，民不聊生。生此乱世，百姓的命固然不如蝼蚁，但处高位者却无力制止战争，尤其是带兵者，还得制造和加剧这种惨象。稍有点良心的人，都会于心不安的。曾氏的“疚心”和“惧祸”应不是故作姿态。

谕纪泽（同治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字谕纪泽儿：

二月十六日接正月初十禀，二十一日又接二十六日信。得知是日生女，大小平安，至以为慰。儿女早迟有定，能常生女即是可生男之征，尔夫妇不必郁郁也。李宫保于甲子年生子已四十二矣。惟元五殇亡，余却深为廑系。家中人口总不甚旺，而后辈读书天分平常，又无良师善讲者教之，亦以为虑。

科一作文数次，脉理全不明白，字句亦欠清顺。欲令其归应秋闱，则恐文理纰缪，为监临以下各官所笑；欲不令其下场，又恐阻其少年进取之志。拟带至金陵，于三月初八、四月初八学乡场之例，令其于九日内各作三场十四艺，果能完卷无笑话，五月再遣归应秋试。科一生长富贵，但闻谀颂之言，不闻督责鄙笑之话，故文理浅陋而不自知。又处境太顺，无困横激发之时，本难期其长进。惟其眉宇大有清气，志趣亦不庸鄙，将来或终有成就。余二十岁在衡阳从汪师读书，二十一岁在家中教澄、温二弟，其时之文与科一目下之文相似，亦系脉不清而调不圆。厥后癸巳、甲午间，余年二十三四聪明始小开，至留馆以后年三十一二岁聪明始大开。科一或禀父体，似余之聪明晚开亦未可知。拟访一良师朝夕与之讲《四书》、经书、八股，不知果能聘请否？若能聘得，则科一与叶亭及今为之未迟也。

余以十六日自徐州起行，二十二日至清江，二十三日过水闸，到金陵后仍住姚宅行台。此间绅民望余回任甚为真切，御史阿凌阿至列之弹章，谓余不肯回任为骄妄，只好姑且做去，祸福听之而已。澄叔正月十三、二十八之信已到，暂未作复，此信送澄叔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