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经》堪称中国古代惟物主义和科学传统的杰出代表，但自西汉中期儒学定于一尊后，《墨经》连同墨家整个学说便遭排斥压抑，遂至湮没无闻（见罢黜百家）。魏晋时期玄学流行，士人尚清谈、善名理，《墨经》的逻辑思维及辩论术又受到重视。西晋人鲁胜曾为《墨经》作注，可惜这第一部《墨经》注只保存下一篇《墨辩注叙》。鲁胜指出了墨辩的重要性，提出“引说就经”的研究《墨经》的正确方法，但他错把《墨经》当作墨子本人的著作。唐朝乐台所作《墨子注》，今亦不存，书目见于《通志·艺文略》。宋以后，统治者仇视具有人民性和科学性的墨家学说，把孟子攻击墨者的话当作定论，墨学又成了学术研究的禁区。清中叶以后，随着考据学的兴起，墨学研究方始活跃。毕沅有《墨子注》，对《墨子》全书作系统集注。汪中首次提出《墨经》六篇非墨子自著的见解，将它们同《墨子》其余诸篇分开研究。近代诠注《墨子》最有成就者当推清末学者孙诒让，他的《墨子间诂》集诸注家之大成，对《墨经》六篇的注解、校勘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为学术界所推重。《墨经》六篇行文简古，传本错讹较多，经诸多学者校注，其文大致可以读通，给后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前后，研究墨学特别是《墨经》成为一股潮流，其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及梁启超的《墨经校释》，摆脱了经学家的偏见和考据家的繁琐，使用现代逻辑方法阐发《墨经》的理论体系，给人以清新之感。

近几十年来，已出版的关于《墨经》的校注、研究著作中，伍非百的《墨辩解故》、谭戒甫的《墨辩发微》、高亨的《墨经校诠》、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杨宽的《墨经哲学》、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等书，均有一定影响。

《老子》

用韵文写成的道家哲学著作。书分为八十一章，上下两篇，即《道篇》和《德篇》。因其后来被尊为道教经典，故又称《道德经》。

《老子》传本颇多，较著名者有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及唐傅奕的《老子古本篇》。今通行的是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其顺序为《道篇》在前，《德篇》在后。年马王堆汉墓发现帛书本，则是《德篇》在前，与《韩非子》所引文句顺序一致。《史记》称道家为“道德家”，并有“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的记载，似乎司马迁所见《老子》传本仍是《道篇》在前，可能该书当时就有两种顺序不同的传本。

《老子》成书于战国前期，有人以为它基本上是春秋时期老聃思想的记述，又经过后人的加工和补充。据《史记》所载，老聃为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作过周柱下史，老聃比孔子大几十岁。孔子曾向他请教有关周礼的问题。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学术界争论较大。韩非认为是老聃，司马迁指出也可能是太史儋，但后来很少有人从后说。还有人认为李耳与老聃并非一人，老子是李耳而不是老聃。学术界一般认为老子就是老聃。近人高亨考证，老聃亦即《左传》中的老阳子，可备一说。

帛书《道德经》从汉初崇尚黄老以来，历代对《老子》一书的研究和注释之多，仅次于儒家的《论语》。其注本有六七百种，较有影响者除王弼注本外，还有焦竑《老子翼》等。近现代有马叙伦《老子覈诂》、朱谦之《老子校释》、高亨《老子正诂》、任继愈《老子今译》和《老子新译》。张松如《老子校读》资料较多。《老子》一书在国际上亦影响深远，被译成多种文字。

关于《老子》的性质，有人说是“兵书”，也有人说是讲“南面之术”，即政治统治理论的书。这正表明该书是一部哲学著作，能被应用于各个方面。《老子》书中最高的哲学范畴是“道”。“道”本来是具体的道路，但在老子前后，已成为表示客观规律和人们处事原则的哲学概念。当时思想家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弄清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广泛谈论“天道”、“人道”、“治国之道”、“用兵之道”等等。《老子》的巨大功绩就是把这些具体领域中的道概括为普遍的、不带具体规定的道，并且对道的性质和内容作了多方面的阐释。

老子说，道无形无像，看不见摸不着，是和具体物根本不同的东西。他认为，具体物是有对立的，有美就有丑，有善就有恶，“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而道是无对立的，它“混而为一”。万物都有生有灭，“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因而是“不常”；而道是“常”，是永恒存在的。他夸大了道的常住性和具体事物的暂时性，并由此出发，反对人们争胜斗强，有所追求。他还认为具体的事物都要向其反面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只有得道才能使人长生久视。得道的人要像无知的婴儿和愚人，“不言”、“无为”，这样不仅能保全自己，使大家免于斗争，也能把天下治理好。但是人们被具体事物所迷惑由来已久，不知“物壮则老”，这是不合乎道的。不合乎道就会很快灭亡，所以人们应像水那样，甘心处于柔弱、卑下的地位，无所追求，也不和人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