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学生成分是复杂的。只有少数是贵族子弟，如南宫敬叔、司马牛、孟懿子等。少数是商人子弟，如子贡等，大都出身贫贱，如颜渊居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贫生活；曾参耘瓜，其母织布；闵子骞穿着芦衣为父推车；仲弓父是“贱人”；子路食藜藿，负米养亲；子张是鲁之“鄙人”；子夏衣若悬鹑；公冶长坐守大牢；颜涿聚作过“大盗”。这说明孔子的学生实际上是由平民组成的。他的学生来自鲁、齐、卫、晋、宋、陈、蔡、秦、楚等国。学生也不受年龄的限制，最大的学生，如秦商，只比孔子小岁，最小的学生，如公孙龙，“少孔子岁”。这些都说明孔子说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一句空话，他的私学，的确不分氏族，不受等级、地区、年龄的限制。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小事，反映了春秋末期时代的特点，也反映了孔子办私学的指导思想：扩大受教育者的范围，促进文化学术下移和教育的普及。

主张培养“君子”，提出“学而优则仕”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而“士”的标准就是“君子”或“君子儒”。

“君子”原是奴隶主贵族统治名的专称，即奴隶主贵族老爷的意思。孔子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道德标准的精神贵族的理想人格，孔子把“君子”当作理想的培养目标。

孔子以前西周时代学校教育目的，主要是为西周社会培养官吏和军事骨干，要求其培养对象具有忠君与勇敢的品质，也要求具有“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的知识和技能。这种要求与孔子对“君子”的要求相比，那就简单多了。

孔子要求的“君子”是什么样的人物呢？据《论语·宪问》载：子路曾问孔子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子路问：“像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一般人民安乐。”子路又问：“像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尧舜大概也还难以做到哩！”

可见孔子要求的“君子”有两个条件：第一，“君子”要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即修养自己。第二，“君子”要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即具有治国安民之本领。第一讲的是“德”；第二讲的是“才”。孔子要求的“君子”是德才兼备，而以德为主。

在“德”的方面，孔子尤注意把握别贵贱之礼、泛爱众之仁和推己及人的恕道。泛爱众之仁，必须立足于别贵贱之礼的基础之上；同样，别贵贱之礼，也不能无视泛爱众之仁德，仁爱要落实在礼制上，礼制要贯彻仁爱的精神；在仁爱与礼制互为表里、各有功用的关系中，正是推己及人的恕道，充当了中介的角色。孔子认为，“君子”只有把握了这三点，才能忠于自己崇高的理想，这理想即是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内以圣人的道德标准为体，外以王者的仁政之术为用，体用兼备，各尽其极致。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即是说君子应该有坚定的信仰和好学的精神，应该用生命去追求真理、实现理想、捍卫正义。

在“才”的方面，孔子强调君子应有治国安民之术，具有一定的才智和从政的能力，能治“千乘之国”，能长“千室之邑”，能“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据《论语·雍也》载，有人曾问孔子：“子路这个人可以叫他治理政事么？”孔子道：“子路果敢决断，对于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别人又问：“子贡可以叫他治理政事么？”孔子道：“子贡通达人情事理，对于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别人还问“冉有可以叫他治理政事么？”孔子道：“冉有多才多艺，对于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